流向…

我國去年外資流入按年勁漲5.5倍到91億300萬美元（約273億900萬令吉），想必國際貿易與工業部長拿督斯里慕斯達法一定如釋重負，終于大 鬆一口氣。

因為我國在1988年到1994年經歷外資流入的高峰黃金年代后，聚焦製造業的淨外資流入便從1990年代中期走緩。

由于全球金融危機打擊，我國自2006年起陷入外資流入下滑的窘境，外資流入更在2009年劇挫81%到13億8100萬美元（約41億4300 萬令吉），為此慕斯達法在國會慘遭同僚左右開弓。

如今隨著政府大打“親商牌”的措施奏效，去年外資流入創下史上新高紀錄之余，更吸引聯合國貿易暨發展會議（UNCTAD）選在吉隆坡推介 《2011年世界投資報告》。

儘管外資流入寫新高，值得關注的卻是同樣走高的資金外流。

多方配合創紀錄

特別是我國自2007年起出現外資外流高過流入的現像，4年來資金外流高達475億3800萬美元（約1426億令吉）。

這股資金出走潮，卻和國內的金融、建築和種植企業大肆拓展海外業務息息相關。

我國經濟規模不大，人口更是難以媲美鄰國，企業讓全球化和區域化的策略大倡其道其實也無可厚非，畢竟政府向來鼓勵國內業者切勿以“甘榜冠軍”的地 位沾沾自喜。

惟新經濟模式、經濟轉型執行方案、政府轉型計劃的出爐，多少有助挽回國內外投資信心，促進外資流入之余，並提高本地企業的投資額。

只是經濟發展乃是永續活動，一個全新階段的里程碑不足以感到驕傲，但陰晴不定的外圍環境下，我國能否年年開創100億令吉外資流入的紀錄，恐怕還 得多方配合。

過河拆橋？

印尼央行一句“考慮收緊外資持有國內銀行股權”，馬銀行和聯昌集團的股價直打哆嗦，兩者市值短短幾天蒸發25億令吉。

不是投資者杯弓蛇影，只是因為這兩家國內數一數年的銀行非常倚重印尼市場。

若印尼的考慮最終付諸行動，對打著“擠身區域三強”旗幟的兩者來說無疑是一大打擊。

馬銀行當年以高昂代價收購印尼國際銀行后，耗時數年才得以讓市場信服此乃一筆值得的投資。

特別是印尼的放貸成長，持續引領馬銀行的放貸業務，當地龐大的回教銀行市場更是不容錯失的“大餅”。

儘管印尼業務目前僅貢獻馬銀行約7%盈利，但分析界看好，未來3年的盈利貢獻比例有望提高到12%。

比起馬銀行，聯昌對印尼的業務發展抱著更大期望，預計2015年持股97%的印尼聯昌商銀盈利貢獻高達40%，超越貢獻稍低于40%的大馬市場。

即使印尼未設有任何相關條例，聯昌卻早已表態到當地雙重上市的意願，期許扮演領頭羊的角色。

印尼貴為東南亞最大經濟體，哪怕幾年前還被看成是經濟比較落后的國家，其實去年經濟成長已高達6.1%，成為金融市場的新寵兒。

世界銀行更預計，包括印尼、巴西、俄羅斯、印度、中國及韓國的6大新興經濟體，會在2025年成為全球經濟成長的主要來源。

隨著經濟獲看好騰飛，1997年金融風暴后對外資甚為寬容的印尼央行，突然改變策略雖讓市場吃驚，卻也無可厚非。

畢竟區域國家皆對外資參與金融業設下許多限制，我國、泰國和中國也不例外。

但印尼央行曾仰賴外資重建當地銀行業，屆時不曉得會以什么的理由說服有份出錢出力的外資減持股權，才不招致“過河拆橋”的惡評？

一成不變的可怕

正當眾多消費者都在密切關注蘋果iPhone 5究竟是否在10月面市時，應該沒有多少人留意到，曾經雄霸全球手機市場龍頭多年的諾基亞岌岌可危，成為落難的巨人。

諾基亞是芬蘭的驕傲與傳奇，從衛生紙、橡膠鞋、電纜傳統產業製造商，再轉型成手機業者，成功走向全世界。

見證國內電訊業發展的消費者，每人應該都曾使用過至少一台諾基亞手機，重重的機身握在手里，即使只有黑白螢幕也不要緊，因為那是潮流的指標。

每每新型號上架，消費者總是趨之若鶩，哪怕功能其實一成不變，變的只是越來越小、越來越輕的機身，諾基亞得以從1998年起躍居全球最大手機製造商，雄霸市場多年。

只是如今有著146年歷史的巨人已不复往日之勇，企業市值在短短4年縮水77%，負面消息更不絕于耳，先被選為明年會消失的十大品牌之一，接著又退出日本手機服務市場。

市場矛頭一併指向蘋果和谷歌系統大倡其道的智能手機，但誰會記得，諾基亞其實是智能手機先驅，產品早在1996年率先登場，觸控科技更在2004年面市，比蘋果炙手可熱的iPhone早了3年。

但“先到先得”不是市場的定律，因為高成本風險舍棄觸控風潮的諾基亞，現在只能眼睜睜看著以蘋果為首的智能手機業者，顛覆電訊業的風貌。

企業能有洞悉先機的能力，卻未必有開創先機的勇氣，處于同等水平的成本和風險往往都是最大的絆腳石，畢竟企業考量的是投資的每分每毫，都得換算潛在的盈利才能知道值不值得。

市場沒有一成不變的贏家，歷史悠久不會是企業長存的唯一理由，唯有突破框框才能繼續締造歷史。

政商分明

經濟轉型執行方案推介以來，私人界引頸長盼的策略改革倡儀終于出爐，誠如首相拿督斯里納吉所言，經濟轉型模式的架構終于完整。

當然，倡議的措施不少，但其中最老掉牙的莫過于政府減持政聯企業的股權。

因為早在前首相敦阿都位掌權時代，2004年出爐、為期10年的政企轉型計劃便已提倡減持政企股權，只是迄今革命尚未成功，使命唯有繼續。

減持可以包括上市或全盤脫售，但或許是馬重船舶工程、馬石油化工和馬來亞糖廠的首發股表現過于亮麗，嚐過甜頭的投資者自是萬分期待有可能上市的政企。

但套一句老話，“期待越大、失望越大”，規模龐大的政企早已登場，尾隨而至的潛在政企規模能有多大，市場恐怕都心里有數，馬股難以再靠這種強心劑來提振信心。

再者，從國營、私有、上市、再到減持，市場對處于不同階段的政企，自是擁有不同的評價，但哪怕表現再出色，卻始終擺脫不了身為政企的“陰影”。

因為身為政企，背負的不只是一般企業的賺錢理念，同時有著更多的社會責任包袱，即使稱霸國內，出色表現被視為理所當然，但若表現遜色則免不了市場尖銳的批判。

若以為頂著政企的光環挺進區域市場能取事半功倍之效就大錯特錯，這道失效的“護身符”反而會形成更大的阻力。

聯昌集團總執行長拿督斯里納西爾就曾為此“大吐苦水”，因為政企的標籤反倒成為區域業務拓展計劃的絆腳石，這番言論讓感同身受的馬銀行總裁兼總執行長阿都瓦希大感認同。

政商分明，本來就是市場和外資樂于看見的商業環境，但也只有政府坐言起行，減持股權之余並抽身其中，才能完全回歸原有的角色。